从华北大学到中国人民大学论文

导读:七七事变以后,为培育革命干部,满足抗日战争的需要,1937年7月底,中共中央决定创办陕北公学。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张云逸、成仿吾等人在延安筹办陕北公学。建校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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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陕北公学到华北大学

  七七事变以后,为培育革命干部,满足抗日战争的需要,1937年7月底,中共中央决定创办陕北公学。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张云逸、成仿吾等人在延安筹办陕北公学。建校之初,毛泽东就为学校提出了“忠诚、团结、紧张、活泼”的校训。陕北公学的教育宗旨是:“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陕北公学实行党团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直属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领导,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创办的一所革命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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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夏,抗日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日寇、国民党顽固派加紧进攻解放区。中共中央决定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四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1939年7月7日,华北联合大学在延安宣告成立。华北联合大学的教育方针是:为革命实际斗争的需要而培养革命干部;注意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贯彻少而精和通俗化的原则。校训是“团结、前进、刻苦、坚定”。华北联合大学实行党组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设社会科学部、文艺部、工人部、青年部。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一度出现和平建设的曙光,解放区各项建设事业急待开展,急需培养建设性人才。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向边区政府委员会提出在本边区创办高等学校。1946年1月5日,北方大学在邢台市西关正式成立,由范文澜任校长。学校设工、农、医、财经、文教、艺术、行政等七个学院和历史、财经两个研究室。3月18日,范文澜校长召开全校大会,发表北方大学六条办学方针: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办学宗旨;二是提倡民主作风,发扬师生相互学习的精神;三是动脑筋、重思索,反对盲目接受;四是自由思想,追求真理;五是心口一致,言行一致;六是大学设立研究院,欢迎专家学者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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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北大学——“解放区最高学府”

  1947年4月9日,晋察冀军区组织开展了正太战役。4月12日,河北正定解放,首创了“城市攻坚战范例”。半年之后,1947年11月12日,华北重镇石家庄解放,成为“夺取大城市的创例”。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形成华北解放区。1948年春,中共中央东渡黄河,来到晋察冀边区阜平县城南庄。1948年5月26日,党中央和毛主席移驻平山县西柏坡,西柏坡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急需建立一所高等学府,为解放全中国培养干部。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研究决定,原属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合大学与原属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作为解放较早的县城——正定,承担起了建设华北大学这一历史重任。1948年8月24日,华北大学成立,校址设在正定县城(今256医院内教堂)。华北大学受中共中央华北局领导,吴玉章任校长,实行校长负责制。应吴玉章校长要求,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为华北大学亲笔题写校名。这熠熠生辉的四个大字,便成为这座解放区最高学府最闪亮的标志,也成为新中国教育事业的一面永不褪色的光辉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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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1948年5月28日,周恩来在华北局初步商谈之后,给老一辈革命家、党中央委员、教育家吴玉章写了一封亲笔信,征求他的意见。周恩来在信中写道:“玉章同志,为了加强华北大学领导并方便号召,中央与华北局商定拟请你担任华北大学校长,范文澜、成仿吾两同志任副校长,不知你愿意接受这一职务否?”作为“党内五老”之一的吴玉章立即复信表示欣然接受中央这一安排。吴老说:“办学校,是为了振兴中华,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为国家培养人才,这是一个极其光荣而伟大的任务,是国家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的大事,它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一生都乐于办学校,愿为国家培养人才作贡献。”

  1948年8月24日至27日,华北大学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除华北大学2000多名师生员工参加庆典活动外,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有关负责同志谢觉哉、李维汉、蓝公武、胡乔木、周扬等出席了大会。

  吴玉章校长为华北大学制定了“忠诚、团结、朴实、虚心”的8字校训。华北大学以培养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服务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的干部为办学宗旨,下设四部两院:一部为政治训练班,对知识青年进行短期政治思想训练;二部为教育学院,培养中等学校师资和教育干部;三部为文艺学院,培养文艺干部;四部为研究部,从事研究和培养、提高大学师资;两院是工学院和农学院。华北大学在正定的主要校舍有三处:天主教堂,约容纳2000人;胜利街约容纳1000人;正定七中约容纳1000人。此外,还有许多分散的小院,供校领导、教师、干部住宿及校医院等独立单位使用。开国大典时,华北大学是唯一被允许通过金水桥主桥经过天安门的高校游行队伍。当华北大学的游行队伍从金水桥主桥通过时,师生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看到这些从解放区走出来的建设者们,非常欣慰,竟然喊出了“华北大学的同志们万岁”这样出乎意料的口号,令参加游行的华大师生终生难忘,永远铭记开国领袖对青年一代的殷殷厚望。

  华北大学在正定办学不到两年时间,培养了近两万名干部,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谱写了辉煌的篇章,为中国高等教育及其他建设事业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被誉为“解放区最高学府”。

  培育建国英才的摇篮

  作为新中国成立前我党在革命和建设并存的条件下创办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华北大学汇聚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包括教育家吴玉章、成仿吾、张宗麟、乐天宇、沙可夫,史学家范文澜,经济学家钱俊瑞,哲学家陈唯实等,可谓群英荟萃。2018年,为纪念1948年8月华北大学在正定成立,王律潜心研究之作《正定华北大学史话》一书正式出版,成为献给华北大学七十年校庆的一份非常有纪念意义的礼物。王律在《正定华北大学史话》中,提炼出了华北大学教学经验的“四个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育和革命相结合;教学与生产相结合;课堂与劳动相结合。华北大学正是有这些名师的指引和先进的教学理念,才造就了一批人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有2000余名学生参加了平津战役;大批学生在东北、华北、内蒙古等解放区参加军事和政治工作;有4000余人南下,转战湖南、江西、广西、广东;还有1000多名学生挺进西北,参与解放甘肃、青海的战斗。更有不少学生成为社会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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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4月,按照中央的指示,华北大学由正定迁往北平办学。最初的校址定在北京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所在地,也就是清代的和亲王府旧址,铁狮子胡同1号(即张自忠路1号),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所在地。迁入北平以后,由于华北大学的办学规模急剧扩大,学员人数迅猛增加,校舍爆满,后续报考的学员无法入校。经学校决定并报华北局批准,利用在正定华北大学的旧址建立起华北大学正定分校,正定分校负责人为一部副主任李新(著名历史学家,后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在天津利用意大利兵营建立起华北大学天津分校,天津分校负责人为宋涛(一部九区队区队长,后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于是,华北大学一校在北京、天津和河北三地同时办学,可谓开创了京津冀合作办学的先河。

  “中国人民大学是我们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

  1949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为了培养具有马列主义素养和专业知识的建设人才,中央决定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中国政法大学,调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部分干部组建中国人民大学。由原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出任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任校长。1950年10月3日,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组建的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正如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人民大学建校80周年的贺信中所言:“中国人民大学是我们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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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为什么要叫中国人民大学?早在1948年华北大学在正定办学期间,诞生了一本叫《人民大学》的书,最准确地说明了华北大学是人民自己的大学,更是为人民服务的大学,于是“人民大学”自然而然成为后来的校名。这就是所谓的历史选择。在解放区广大军民早就把这座战火中成长壮大的学校叫作“人民的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无非是在“人民大学”前加上了“中国”二字而已。

  1952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已经初具规模,设有9个系、38个教研室、1个编译室,此外还有专修科、预科、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班、马列主义夜大学、夜校、函授专修班和附设工农速成中学,3年内共为国家培养各类毕业生2318人。自建校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始终秉承“实事求是”的精神。1992年6月1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55周年校庆前夕,学校召开党委全委会研究决定将“实事求是”确定为中国人民大学校训。

  创办一批“华大式的学校”

  1949年3月2日,刘少奇同志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北局电中提出,要在全国创办一批“华大式的学校”。华北大学迁入北平后,为了适应文化教育事业大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从战略全局的高度出发、从新中国建设的长远目标着眼,改变华北大学的发展方向,要求华北大学转轨去承担新的任务,即以华北大学本校的大部分力量作为建立新型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基础,将一些院、部、系、室划分出去,按照专业类别建设新的院校。

  华大二部外语系和外事学校、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等单位合并,组建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华大三部戏剧系和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合并,组建了中央戏剧学院;华大三部音乐系、东

  北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和南京国立音乐学院合并成立中央音乐学院;华大三部美术系并入了国立北平艺专,成立中央美术学院;华北大学农学院和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合并,即现在的中国农业大学;华北大学工学院迁京后则独立发展,后改名北京工业学院,即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同时,华北大学部分干部、教师分赴中原和广东,筹建中原大学和南方大学。

  华北大学各部院或发展成新型的独立院校,或和别的单位合并组建成新的院校。至此,华北大学圆满完成了自己担负的历史性任务,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呈现出一片繁荣发展的景象。

  习近平在正定接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实践团

  1982年3月—1985年5月,习近平在河北正定县工作,担任县委副书记、书记。此时,适逢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涌起,开拓创新成为时代潮流。习近平在正定高度重视人

  才,大念“人才经”。习近平说,“人才是发展经济的根本,应该把人才的开发视为战略重点来抓。没有人才,民不能富,县不能强,翻两番的目标就不能实现。”

  1983年3月,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主持制定《树立新时期的用人观点,广招贤才的九条措施》,在1983年3月29日《河北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广泛反响。当年引进各类人才46人,一年多招来科技人才257人。从北京等地聘请50多位专家当顾问,如经济学家于光远、数学家华罗庚、农学专家王健、眼科专家张晓楼、中国内燃机和汽车工程教育奠基人潘承孝、著名化学化工专家邹仁鋆等,为正定发展出谋划策。

  1984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实践团以红色寻根之旅形式赴正定县开展“大学生暑期赴老区社会实践活动”时,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到县招待所看望前来参加社会实践的师生。大约两个小时的谈心交流中,他与大家分享了自己在基层工作的体会和感悟。“作为基层的行政干部,一定要有牺牲精神、奉献精神和创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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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青年报》2020年5月7日01版刊文《习书记与我们聊如何做好基层工作——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二)》中采访赴正定暑期社会实践团成员任锦芳时记录:“座谈中,聊得最多的,是围绕如何做好基层工作这一话题。”“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说:‘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场革命,是革命,就会有牺牲。做行政干部要有一种豁出去的精神。干工作都要担一定风险,尤其是想创一番事业的有志气的人,要取得成绩,不可能太太平平、轻而易举、唾手可得。要有敢于牺牲、不畏艰险、不怕犯错误的冒险精神,该豁出去的时候不能犹豫。’”采访赴正定暑期社会实践团成员徐南雄记录:“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说:‘干好基层工作要做到四点。一是要有兴趣、有热情,这是基础。他说他到了正定以后,虽然忙,矛盾层出不穷,但感觉很充实,很乐意与各种矛盾斗争,也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这种繁忙已经成为生活的乐趣。二是要有韧性、有耐力,要作好长期艰苦奋斗的准备。三是要有一点儿组织能力,这种能力主要靠后天锻炼出来。四是要有一股豁出去的干劲,不但每天要花大量时间工作,而且要敢于负责,大胆创新,不要怕丢官。’”

  2012年6月19日,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看到当年座谈的照片时笑着回忆:“当时人大的老师和学生暑假去革命老区开展社会实践,追随老一代知识青年的足迹,走为工农服务的道路,我们在正定招待所座谈。”并对学校在人才培养和教师队伍建设中始终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表示赞扬。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寄望青年

  时光悠悠,风华赓续。一张照片,承载厚重的情感;一个历史片段,时至今日频频再现。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第5次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参观了中国人民大学校史展,回顾了中国人民大学“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不凡历程,称赞这所大学展现了“党办的大学让党放心、人民的大学不负人民”的精神品格。总书记同师生代表亲切座谈,思索深邃、嘱咐殷切:

  “立足新时代新征程,中国青年的奋斗目标和前行方向归结到一点,就是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希望广大青年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把对祖国血浓于水、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贯穿学业全过程、融汇在事业追求中。”

  “新时代中国青年对先辈最好的告慰,对历史最大的负责,就是坚定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希望全国广大青年牢记党的教诲,立志民族复兴,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争取跑出当代青年的最好成绩。”

  从陕北公学到华北大学再到中国人民大学,它们在中国革命每个阶段都以自己独特的作用和突出的贡献,为新中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干部和建设人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年、热情关怀青年、充分信任青年,对青年一代寄予殷切期望。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勇作“复兴栋梁、强国先锋”,在奋斗中释放青春激情,追逐青春理想,让青春之花在不懈奋斗中绚丽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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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SCI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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