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和叶剑英的战友情深论文

导读:刘伯承是四川开县(现重庆市开州区)人,叶剑英是广东梅县人。刘伯承在川军中,历任旅参谋长、团长、川军东路讨贼军第1路指挥官,是颇负盛名的川中名将。叶剑英自云南讲武堂毕业后,投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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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国他乡的学习

  刘伯承是四川开县(现重庆市开州区)人,叶剑英是广东梅县人。刘伯承在川军中,历任旅参谋长、团长、川军东路讨贼军第1路指挥官,是颇负盛名的川中名将。叶剑英自云南讲武堂毕业后,投身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后担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2师师长等职。

  1927年7月间,时任国民革命军暂编15军军长的刘伯承在泸顺起义失败后,辗转到达武汉。当时,叶剑英作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谋长,正随北伐军到达武汉。他们两人在武汉相识。随后,刘伯承奔赴南昌,参与组织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南昌起义胜利后,中共前委决定立即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起义军南征失利,刘伯承潜至香港,后转到上海。叶剑英则随张发奎部到广州,参与组织领导广州起义。

  1927年11月,刘伯承与吴玉章、林伯渠等30余人一起前往苏联留学。因在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成绩优秀,刘伯承获得了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的机会。1928年底,叶剑英赴苏联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化名杨雨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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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国留学,外语是一道必须跨越的门槛。为了能直接阅读俄文书籍,直接听懂苏联教官讲课,刘伯承如饥似渴地学俄文。一天,刘伯承正拿着自己整理的单词本在背单词时,忽然听说有一个叫杨雨苍的中国人来找他。刘伯承一愣,异国他乡,他怎么也想不起来杨雨苍这个名字。当他带着狐疑的神情走进会客室时,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

  “剑英,这不是剑英吗?!”刘伯承大步走上前,紧紧握住叶剑英的手。“好呀,我已听吴玉章说,你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怎么今天才来呀?”叶剑英挥着手中那本《俄华字典》,笑着说:“天天都在过语言关喽!”刘伯承感同身受也笑了。

  这天中午,刘伯承拿出平时很少用的生活优待卡,好好招待了叶剑英一顿。比起军校伙食,叶剑英在劳动大学特别班里,生活是比较清苦的。吃饱了饭,叶剑英乐哈哈地说:“这可好了,以后假日我准来向您请教呢。”从此,两位中国的高级军官,在莫斯科不仅是切磋琢磨的学友,而且成为“打牙祭”的好友。

  红军总部参赞中枢

  1930年夏,刘伯承由苏联秘密回国,到达上海,被委任为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9月,受党中央派遣,到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兼参谋长。同年底回到上海,除协助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外,还与回国不久的叶剑英等一同翻译了苏军的条令。刘伯承主持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并校译了《苏军政治工作条例》和《游击队怎样动作》等有关军事技术、政治工作等方面的译稿。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等都参加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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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春,叶剑英进入中央苏区,协助毛泽东、朱德领导第二次反“围剿”。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通令,成立以朱德为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叶剑英为首任总参谋部部长(一般称总参谋长)。

  叶剑英担任总参谋部部长后,一方面继续协助朱德等人指挥作战,同时,以大量精力紧抓司令部机关的建设。叶剑英与有关同志一起,研究确定了中国工农红军司令部机关的编制体制。他非常注意在实践中培养和提高参谋人员的军事素质和工作能力,亲自给参谋人员讲课。他还组织大家研究苏联红军的《参谋工作条例》《步兵战斗条令》《后勤工作条例》,并结合中国工农红军制度,编写出了我军第一批条令、条例。这些都为以后接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奠定良好的基础。

  1932年1月,刘伯承也来到瑞金。中革军委决定刘伯承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要求他把红校办成“红埔”,办成培养干部的基地。刘伯承到职后,十分重视红军学校的建设,在教学方针上,强调要一切从红军的实际情况出发,反对本本主义。刘伯承把教员组织起来,本着精简适用的原则,组织编写了一批教材。在教学方法和手段上,他特别强调学用一致。他还亲自给学员讲课,组织学员进行军事演习。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不久,叶剑英和刘伯承对调。刘伯承调任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同时兼任瑞金卫戍区司令员。刘伯承调任红军总参谋长职务后,积极协助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在前方指挥作战,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巨大胜利。同时,他利用战斗之余发表大量文章,致力于游击战术经验的总结推广,提出了游击队要敢于深入敌军后方活动威胁,配合正规军粉碎敌军对根据地的“围剿”以及游击队在敌后活动的种种办法,系统地提高了红军指挥员的军事水平。后中革军委改组,刘伯承继续担任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担任副总参谋长。叶剑英积极协助刘伯承做好红军总司令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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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刘伯承因反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在作战指挥上的教条主义和专横作风而被撤销红军总参谋长职务,降任红5军团参谋长。他参加了长征,1934年底复任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而早就对叶剑英怀有成见的李德,以连城战斗失利为借口,1934年春又把叶剑英从福建军区司令员降为中革军委四局局长。中央红军进行长征时,叶剑英任中革军委第1纵队司令员,后任中央纵队副司令员。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个重大历史转折中,刘伯承、叶剑英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支持毛泽东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

  贺刘伯承师长五十寿辰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叶剑英任参谋长。他在国民党统治区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积极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广泛联络国民党上层人士,并多次参与同国民党谈判。刘伯承任八路军129师师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一起,率部战斗在华北前线,建立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42年12月,刘伯承师长迎来了50岁的生日。中共中央决定并指示在太行山的129师为刘伯承师长五十寿辰举行庆祝活动。当时,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空前残酷。在这种情况下举办隆重的祝寿庆典具有特殊的意义,是党中央从当时的斗争形势和政治需要出发考虑的。为刘伯承祝寿,有利于扩大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影响,能够鼓舞根据地人民的抗日热情,坚定广大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刘伯承得知129师政治部要为他操办祝寿活动的消息后,内心十分不安,始终不愿意说出自己的生日。政治部只好自行决定,择期12月16日为刘伯承庆祝生日。

  12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了中共中央为刘伯承祝贺五十寿辰的新闻。朱德总司令在《解放日报》发表《祝刘师长五十寿辰》一文,并挥笔题诗。129师创办的《战场报》和《新华日报》(华北版)刊登了刘伯承的简历及其亲笔题词:“勉作布尔什维克必须永远与群众站在一起。”还发表了邓小平、蔡树藩等人的祝词和诗文。

  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也从延安发来祝寿诗两首:

  一

  太行游击费纠缠,

  撑住平辽半壁天。

  遍体弹痕余只眼,

  寿君高唱凯歌旋。

  二

  细柳营中寂不哗,

  枪垣炮堵即吾家。

  将军五十人称健,

  斩得倭酋不自夸。

  这一天,陈毅、杨尚昆、陆定一、张际春等许多领导同志和群众代表也作诗著文,向刘伯承表示热诚的祝贺。刘伯承看到这么多的革命同志发来贺电及祝寿诗,深为感动和不安,在祝寿大会上致谢时激动地表示:“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点点成就,那就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所给我的。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因此,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做毛主席的小学生,为中国人民尽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十二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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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致力人民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得知中央军委要创办陆军大学的消息,于1950年7月给中共中央写去一封信,请求辞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去参与筹建陆军大学。他的要求很快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后根据刘伯承的建议,将筹建的陆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校址定在南京。

  1951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正式成立,刘伯承任院长兼政治委员。1954年4月,中央军委又任命刘伯承为解放军训练总监部部长。由于刘伯承正致力于军事学院建设,没有到职。1955年4月,叶剑英受命担任训练总监部代部长,代理刘伯承主持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从此,两位老战友互相支持,怀着共同目标,为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在各自岗位上而奋斗。

  20世纪50年代初期,全党全军都面临着一个如何学习苏联和其他国家的经验问题。尤其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以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根据这一精神,叶剑英对如何从实际出发学习外国经验,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这一重要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在1956年6月全军军校会议总结讲话中,强调要批判地学习苏联经验,反对盲目学习,做思想上的懒汉。刘伯承对反教条主义态度也是明确的,强调实事求是,他在1956年8月24日给军事学院领导同志的信中说:“一般说来,学习苏联经验而运用于中国的问题,也就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问题,学与用结合的问题。”

  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全军的“反教条主义”运动逐步升级。在这场运动中,除了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元帅遭到批判,主持训练总监部工作的叶剑英元帅也没幸免。

  1958年4月8日,叶剑英作为训练总监部部长,到南京军事学院指导工作,在全院教职学员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对军事学院建院以来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反对给军事学院戴教条主义的帽子,并勇于承担责任。他说:“有人说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头头,但应该说,全军包括院校和部队都有教条主义的成分,当然不必安上一个教条主义的帽子。过去军事训练中出现教条主义倾向,主要责任在领导。训总首先应作自我批评,不要把责任推到底下,因为我们照搬、照翻、照印、照发,毫无疑问你们底下只好照办,我们四照,你们只一照。”

  叶剑英在这次讲话中,怀着敬意对受到不公正批判的老战友刘伯承作了高度赞扬:“我们的刘伯承同志经历了40多年战场生活、军队生活,精通俄文,战斗经验丰富。像他这样的同志是很少的。他很红、很专,就是不健康。他八九次受伤,为革命为人民流了很多血,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宝贝,应该很好地维护他的健康,以便他能更好地负责国家大事。”

  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在外地治病疗养的刘伯承,接军委指示到北京出席会议。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1000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主席台。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被搀扶走上主席台,宣读自己的检讨。接着,主管全军训练工作的叶剑英也不得不违心作了检讨发言。1959年1月,刘伯承携眷从南京移居北京,随后任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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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5月,中央军委战略小组办公室被撤销。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刘伯承几乎完全处于赋闲状态。但是,他依然时刻牵挂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牵挂着国防建设和部队的战略训练。1967年1月,刘伯承积极支持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等制定中央军委八项命令,对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作了必要的限制和规定。

  1968年3月,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从外地治疗回京的刘伯承事先竟毫不知晓。他感到非常意外不理解,乘车到叶剑英住地交谈看法、了解真相。叶剑英告诉他,由黄永胜等人把持的军委办事组,已经取代军委常委会。今后,军委常委会将不再开会了。刘伯承默然不语,陷入沉思。

  九一三事件以后,中共中央撤销了由林彪死党黄永胜等人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成立了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1971年10月,叶剑英指示总参谋部,将刘伯承自1960年以来的指示汇集成册,印发解放军各总部及北京军区参照执行。叶剑英还及时检查了这项工作的落实情况。

  1972年2月,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罪行,研究加强军队建设问题。这时,刘伯承给叶剑英写了一封长信:“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我的身体渐趋不好。但是,从关心党的事业,关心军队建设出发,凡是他们愿意问我的,或者我想到了的问题,我都以参谋的身份向他们提出来。当然,我的那些意见,都是些老经验、老生常谈的东西,不一定适合新的情况,而他们基本上是听了算了,很少回过话。现在我是个老弱病残的人了,又总是休息不好,精力很差,对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也想尽一份力量。但是,力不从心,难能给你们当个参谋了……为了给会议研究问题提供点资料素材,我请作战部的同志,把我1960年以来说过的一些话(限于精力和时间未加校对),把那些‘古董货’翻出来,作为一孔之见,即送你们一份,供研究参考。”刘伯承呈送给中央军委的材料,这些深谋远虑的战略决策和经验之谈,是他60年军事生涯的宝贵结晶。

  1973年后,刘伯承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党中央和叶剑英都十分关心,多次看望刘伯承,一再向医务人员交代,要精心医治。为了加强对军队和战备工作的具体指导,1975年1月26日,叶剑英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军委6人小组扩大组成军委常委会,增补刘伯承等同志为常务委员。在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期间,两位老帅心心相印,亲密无间,表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之间的崇高情谊和高尚风格。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在北京逝世。同年10月22日,叶剑英在北京逝世。至此,也永远留下一代“军神”和“参座”的浓浓深情。■

  参考书目:

  1、《刘伯承年谱》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

  2、《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

  3、《叶剑英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

  4、《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

  5、《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1-4》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

  6、《元帅大将的最后岁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

  7、《开国元帅的晚年岁月》北京出版社2001年

  8、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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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SCI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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